【知遠導讀】據朝中社10月20日報道，朝鮮國防科學院于19日成功試射一枚新型潛射彈道導彈。朝鮮國防科學院稱，該枚導彈采用側面機動及滑翔跳躍機動等許多升級的制導技術，將為提升國防技術和改進海軍水下作戰能力做出重大貢獻。

多年來,為了維持政權和體制穩定，朝鮮一直都在大力發展核武器和導彈。本文作者認為,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威脅，韓國國家防空體系卻存在著致命的弱點。本文通過對韓國國家防空體系的分析，提出了包括確立核武器/導彈應對概念、明確末段多層防御、構建一元化的作戰指揮體系、綜合部署運用韓美防空炮兵戰力、開發使用反導作戰模擬訓練系統等內容的國家防空體系改革方案。文章作者為預備役空軍少將，韓國軍事問題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前空軍防空炮兵司令權明國。

篇幅所限，推送部分為節選。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朝鮮著手研發彈道導彈，80年代中期實戰部署了射程為300千米的“飛毛腿-B”（朝鮮稱“火星-5”）型導彈和射程為500 千米的“飛毛腿-C”（朝鮮稱“火星-6”）型導彈（共計600多枚）。90年代末，朝鮮又實戰部署了射程為1300千米的“勞動”導彈（200多枚）。

2007年，朝鮮實戰部署了射程3000千米以上的“舞水端”中程彈道導彈(IRBM)。由此，朝鮮具備了對韓國、日本、關島等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打擊能力。從上世紀90年代金正日執政起，朝鮮開始著手研制洲際彈道導彈(ICBM)。1998年，朝鮮發射“大浦洞-1”號導彈，2006年和2007年發射“大浦洞-2”號導彈，2009年4月發射“光明星-2”號衛星。

金正日去世（2011年12月）后，朝鮮政權實現了平穩交接，并在2012年4月發射“光明星-3”號衛星。2017年，朝鮮又進行了“火星-12”、“火星-14”、“火星-15”等洲際彈道導彈（ICBM）和中程彈道導彈（IRBM）級戰略武器試射（共計15次）。通過這些努力，朝鮮試圖迫使其戰略對手（美國）坐到談判桌前。2018年，朝美首腦舉行新加坡會談。2019年，兩國首腦又舉行河內會談和板門店會談。2019年和2020年，為了避免引發關注并受到進一步制裁，朝鮮進行了不對美國和日本構成威脅的、以韓國主要核心設施為打擊目標的朝鮮版“伊斯坎德爾”M型戰術導彈、朝鮮版陸軍戰術導彈系統(ATACMS)及超大型火箭炮的試射活動（17次）。

具體來講，朝鮮對韓國構成威脅的導彈有KN-02、“飛毛腿”導彈、“勞動”導彈、朝鮮版“伊斯坎德爾”M型戰術導彈、朝鮮版陸軍戰術導彈系統(ATACMS)、大口徑火箭炮1。預計有事時，朝鮮將綜合運用導彈戰力和炮兵戰力，對韓國中部、北部地區的戰略目標及南部地區的縱深目標同時發起連續打擊，以實現戰力運用的最大化。在此基礎上，如果再加上核彈頭、化學彈頭及生物彈頭，將會給韓國帶來致命的影響。因此，韓國亟需立足于軍隊結構改革，制訂量身定制型的應對之策。

隨著韓國陸軍防空炮兵司令部轉隸空軍（1991年），成為空軍作戰司令部麾下的作戰部隊，為海、陸、空三軍共同使用防空炮兵戰力提供基本理論、作戰規定等的聯合防空職能司令部消失。由于陸、海、空三軍采用各自的作戰理論、戰術規定等，韓國國家防空體系的綜合運用面臨諸多實際困難。比方說，空軍把特殊作戰環境2下的雙重武器使用概念3運用到所有空中狀況之中，并將轉隸空軍的防空炮兵戰力視為預備力量，防空炮兵戰力的軍需支援體系則是二元化的，其結果造成預算上的浪費。

需要強調的是，防空炮兵部隊應由具備高度專業性的長期服役人員組成。可是，從現實情況來看，韓軍防空炮兵部隊以士兵為主，專業性非常之低。在轉隸之前，陸軍對防空炮兵還有所偏愛，防空炮兵可以獲得優質兵員并發揮作用。但是，自轉隸之后，防空炮兵成為不受待見的兵種，在確保優質兵員方面遇到諸多困難。特別是在研究防空炮兵部隊的建設時，只在各軍層面展開，忽視了以綜合運用防空戰力為基本原則的特點。因此，聯合參謀本部在確定需求時，很難對防空戰力的規模進行客觀而有邏輯的驗證。其結果，即使在聯合參謀本部或功能層面上的優先級排序中靠前，但在各軍的優先級排序中靠后，由于可用資金不足，將很難適時適度地推進防空炮兵建設。

舉例來講，在防空戰力中，空軍的中、遠程導彈(M-SAM，L-SAM，“愛國者”等)比陸軍短程防空武器(天馬、飛虎)的優先級排序明顯靠前。但是，由于陸軍和空軍都是在各自的可用資金范圍內推進，防空戰力建設優先級排序顛倒，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進而形成畸形的防空網。

其實，韓國國家防空體系潛藏的很多問題并沒有暴露出來。原則上，所有部隊在改編一年內都要對改編結果進行事后評估，并采取后續措施。但是，因部隊轉隸（從陸軍至空軍），再加上對軍隊改編經驗不足，事后評估只是在出現問題（比如導彈爆炸事故等）的情況下被偶然提及，并沒有誰會真正關心事后評估。在防空炮兵轉隸空軍的近28年時間里，國防部和聯合參謀本部沒有進行過相關的事后評估工作。在各種演習訓練過程中，也只是將關注點放在防空領域的交戰結果上，根本無法發現防空作戰指揮流程中存在的具體問題。

整體來講，韓國國家防空體系最大的問題是把嚴峻的防空問題看作軍種和兵種層面的問題，而不是國家防空體系層面的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國家防空體系在條件反射式地實施符合飛機、導彈防御作戰特性的攻擊作戰和防御作戰時，為了綜合運用飛機(包括無人機等各種飛行器)、導彈防御作戰中可用的所有要素，首先要遵循統一指揮原則。不過，從韓國軍隊的情況來看，將三維的立體空間劃分為地區防空領域和局部防空領域，并確立了由殺傷鏈（Kill Chain）、韓國型導彈防御系統（KAMD）及大規模懲罰報復（KMPR）構成的三軸體系，從而犯下了指揮結構多元化的錯誤。

朝鮮有與陸海空三軍并列的戰略軍和1000多枚可搭載生化武器的多種型號的彈道導彈。朝鮮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和制裁，強行進行6次核試驗。據悉，朝鮮或已實現核彈頭的小型化、輕量化。為了維持政權和體制穩定，朝鮮正在大力發展核武器、導彈力量。

盡管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威脅，但是在部分學者和市民團體的主導下，韓國的導彈防御系統建設卻引發輿論批判。在如此嚴峻的核武器和導彈威脅之下如果沒有做好應對準備，可能會給子孫后代留下難以承受的禍患。這無疑是玩忽職守，是完全錯誤的。另外，每當朝鮮進行核試驗或導彈試射時，韓國各大新聞媒體都會爭相報道，打造特別對話場，或者舉行相關的研討會。但是，這些活動只是圍繞部分學者展開，而直接負責導彈運用的專家卻被排除在外。因此，其中有很多失誤和過錯。

為了穩步推進軍隊結構改革，擺脫完全依賴美軍的戰區導彈防御系統，構建韓國主導的、中央集權式的、能夠發揮協同效應的韓國型導彈防御系統，現提出旨在應對核武器、導彈威脅的國家防空體系改革方案。

完善核武器、導彈應對概念：實現殺傷鏈（Kill Chain）、韓國型導彈防御系統（KAMD）及大規模懲罰報復（KMPR）的整合

在2013年舉行的安全協商會議（SCM）上，韓美兩國政府簽署了針對朝鮮核武器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的“量身定制型遏制戰略”。此外，在中、長期文件中也具體反映了構建軍事應對手段——殺傷鏈（Kill Chain）、韓國型導彈防御系統（KAMD）及大規模懲罰報復（KMPR）所需的戰力。問題是，本屬于導彈防御和攻擊作戰范疇的Kill Chain4、KMPR被劃入不同的領域。這樣一來，本應一體化運用的作戰要素，不得不在陸軍、海軍、空軍中多元化使用，從而對作戰的時效性產生影響。再者，戰力需求也基于各軍的可用預算來確定，因此出現了優先次序顛倒的錯誤。

針對朝鮮的核武器、導彈，韓國遏制戰略的核心要素之一——Kill Chain是先發制人攻擊的概念，而不是威懾的概念，只能在有確切證據證明朝鮮已經完成導彈攻擊準備的情況下才可適用。不過，從導彈運用的特性來看，根本無法判斷是朝鮮的導彈部隊訓練，還是進行作戰準備，很難斷定是不是導彈發射征兆。即使基于發射征兆進行先發制人攻擊，如果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承認，那么就不是國際法上承認的先發制人打擊(preemptive strike)，而是預防性打擊(preventive strike)，從而被打上戰爭發動者的烙印。

由于很難克服上述軍事上、政治上的局限性，再加上韓國總統或者被委任軍令權的軍事指揮官下達先發制人攻擊命令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是執行攻擊任務的Kill Chain也只能與KAMD共同實施防御作戰。5

因此，應該由作戰管制所綜合運用攻擊作戰班(Kill Chain, KMPR)和防御作戰班(KAMD)。此外，需完善核武器、導彈（包括核彈頭、化學彈頭及生物彈頭）應對概念，將Kill Chain和KMPR概念整合至KAMD概念之中，并且由聯合參謀本部或單一職能司令部統一提出戰力需求。

確立韓國的導彈防御體系構建概念：末段多層

與以色列和日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盡管直接面對朝鮮的現實威脅，在研究應對“飛毛腿”導彈的措施時，韓國也曾進行過基礎的概念研究（1994年），但是卻深陷于一些反美主義者錯誤的政治主張，認為構建彈道導彈防御系統，就會從屬于美國。因此，一直以來韓國都在回避制訂應對方案，后來選擇的以末段下層防御為主的韓國型導彈防御系統(KAMD)，也只是迫于無奈的權宜之計。其實，韓國應從軍隊結構的角度出發，研究“具體防御的對象(飛機、無人機、彈道導彈、巡航導彈等)是什么?”、“構建哪個階段的攔截系統?”、“由誰組織實施導彈防御作戰?”等有關國家防空網的問題。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確立適合韓半島的導彈防御體系構建概念與指揮結構，犯下只研究所需武器系統的錯誤，結果導致各軍種間的矛盾日益增多，且浪費了大筆國民稅金。

為了確立適合韓半島作戰環境的導彈防御系統構建概念，通過對美國、日本和以色列的彈道導彈防御系統進行分析比較，可以看出：

第一、從作戰環境層面來看，美國和日本沒有近距離的威脅勢力，而以色列與威脅勢力相鄰。在這一點上，以色列和韓國一樣，作戰縱深短淺。

第二、美國、日本和以色列的作戰指揮系統都是一元化的、中央集權式的，擁有2～3個監視偵察系統，可在第一時間發現來襲目標，且能夠快速有效地應對彈道導彈威脅。

第三、就攔截系統而言，以色列在攔截周邊國家的中、短程導彈最為有效的末段又劃分出高層、中層、低層，并適用火箭防御概念。日本與周邊國家隔海相望，有充分的反應時間，因此采用多階段、多層防御概念。在彈道導彈飛行中段，日本利用海上的“宙斯盾”艦(SM-3)進行第一次攔截。若第一次攔截失敗，在彈道導彈飛行末段，利用優先形成戰斗力的“愛國者”PAC-3進行應對。為了提高攔截成功率，日本還在積極推進陸基反導防御系統(Aegis Ashore)和“薩德”末段高空區域防御系統（THAAD）的引進工作。

為了免受導彈襲擊，美國的國家導彈防御系統(NMD)和戰區導彈防御系統(TMD)采用可在導彈助推段、中段、末段全過程實施攔截的多階段、多層復合防御概念。只不過，研發在導彈助推階段實施攔截的武器，不僅激光技術有局限性，還存在太空武器化的危險。因此，就目前而言，助推段實施攔截依然還是停留在概念上。

來源：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